□杨治钊

　　山的那边，其实还是山。

　　山与山之间是条沟，沟里有一个秀丽的小山村。

　　村里杨姓是大姓，人口占全村三分之二，故曰杨家坳村。自清朝时，从湖南洞庭湖边迁徙过来，村里300多户人家，村子贫穷落后，环境闭塞，交通不便。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村民文化生活单调，电视、汽车等听都没听说过，太阳下山不久，就早早上床睡觉。

　　人民公社时代，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，我的祖父杨元清，任大队支部书记。村里大小事，根本不开会，他直接说了算。在偏远小山村，俨然是“土皇帝”。听在世的老人讲，祖父年岁长、辈分高、资格老，乃杨氏家族核心，人们称呼他老太爷。

　　祖父私心较重，那些沾亲带故的，全成了大队干部。堂叔是大队长、姑父是民兵营长，姑姑是妇女主任，就连大队通信员、生产队记工员、小队长、会计等这样的小村官，都是和我祖父走得近的亲戚朋友。

　　“老太爷这样打你服不服？”这是祖父的口头禅。他靠宗族势力，治村简单粗暴，比如，谁要是偷鸡摸狗、伤风败俗，就把谁揪到社员大会批斗，并且拳打脚踢，让其低头认错；谁要是虐待老人，当不孝子孙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上去就是几个耳光，先打了再说。还边打边问，直到对方认错为止。

　　“你小子不服，是吧？把他关起来。”祖父心情不好，对犯错者，就直接捆起来，关到黑屋子里，由民兵看管，叫其反思。反正他喝了酒，有时随口一句话吩咐，下面的人照办就是，没有任何规矩可言，更别说什么法律法规，虽然村民口服心不服，但是没有办法申诉。

　　到上世纪80年代，祖父凭借威望，执掌村里大小事务已有20多个春秋。“财娃儿，我这把‘交椅’就交给你了！”祖父临死时，把时任大队长的堂叔，提升为大队书记，有那种世袭的味道。堂叔名叫杨汝财，长得胖胖的，喜欢留短发。虽继承祖父治村之道，但他收敛了许多，毕竟资格嫩。那时村里渐渐与外界沟通了，原来的泥泞小路，变成了一条泥结石大路，还有拖拉机跑运输，村民们法治意识逐渐启蒙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对不听招呼的村民，堂叔仍然毫不客气，该打则打，该骂则骂，很少讲规矩。乡上发下来法律资料，堂叔也不叫村民学习，把这些资料卖给废品站。堂叔说：“不能让村民晓得这些东西，不然的话，就不好管那些刁民了。”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是荒唐。

　　堂叔文化低，头脑简单，没有多大本事，不是想着带村民致富，而是喜欢耍霸道作风。他还喜欢吃喝，尤其好酒。谁家有红白喜事，他不请自来。村里招待费居高，村民负担重。虽如此，可村民敢怒不敢言。

　　时代在发展，到上世纪90年代，信息越来越畅通，村里往外界之路，变成了水泥路，常有汽车来往。村民学会了上网聊天、查资料，法治意识明显增强，对堂叔的作风开始怀疑，并议论纷纷。

　　后来大家联名到乡里信访，受到乡领导重视。乡纪委对堂叔调查，发现违纪问题很多，就给予党纪处分，免去了村支书职务。堂叔就这样下了课。世纪交替之际，杨家坳重新选举当家人。经过民主投票公示、乡党委考察批准等程序，我的堂兄杨治林，被任命为村支书。

　　堂兄长得很清秀，戴副眼镜，看起来有些斯文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，主动到农村发展。当了村支书，挨家挨户征求意见，了解村民需求；整理废弃沟塘，流转土地，招商引资，办起了养殖场，安置剩余劳动力；向上级争取资金，扩宽了通往外界的公路。

　　“哟，你还在看法律书呢，好书记啊！”有一次，我回老家去拜访堂兄，见他还在学习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我很是称赞。堂兄红着脸笑着说：“不学习不行啊！现在办事要讲法律。”

　　依法办事，以法服人，公开公平公正治理村务。一些农舍墙面上，或者村委会活动室外，悬挂着依法治村的标语。杨治林经常召开村民大会，学习法律知识，请律师到村里讲课，让法院到村里现场办公，公开审理村民纠纷案件，还开辟了党务、村务、财务公开栏，村里大小财务开支，先开会表决，然后公示无异议再实施。他当村支书后，村民信访量大大减少。

　　“治林能干、讲规矩，我们拥护他！”说起杨治林，村民都竖起大拇指，他在村民中的口碑越来越好。